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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刘亚敏

“学科(discipline)”是高等教育学的重要范畴,然而学术界关于“学科”的重要研究成果,多是在知识社会学与科学社会学的名义下进行,高等教育学亟待就“学科”范畴形成自己的解读方式。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使命,决定了其对“学科”范畴的探讨应该着眼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高深知识的探索。

然而,这并不是否定知识社会学与科学社会学的相关学科理论的价值,相反,本研究对学科问题的探讨恰恰建立在前述两门学科的研究成果之上,是对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与华勒斯坦等的学科规训理论的“接着讲”。本研究对“学科”范畴的初步探索正建立在福柯规训权力理论与华勒斯坦学科规训理论的薄弱之处,由研究者自身的学科身份出发,将学科规训权力的研究由整体学科群转向具体学科,提出了“教育学规训权力”的概念,并具体就其概念结构与分析框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由此带来了教育学立场的规训问题的言说逻辑的转捩。

建基于“教育学规训权力”的概念结构与分析框架,本研究分别着眼于“教育话语实践”与“教育学局内人”,就中国教育学规训权力的运作方式进行了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的“呈现”。在历史层面,本研究运用社会学倾向的话语分析方法,在“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语平台——话语性质”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教育话语实践的流变脉络的考察与整体特征的分析,发现中国教育学规训权力谱系中的三种主要力量,即异域理论、意识形态与相关学科。在现实层面,本研究借助于“教育学的学科规训”与“教育活动的规训”这两个“前台”,运用内容分析与引文分析的方法,借鉴三项问卷调查的研究成果,对三种类型的“教育学局内人”所承载的教育学规训权力的运作方式进行了具体的考察。综上,本研究以“规训社会”为背景,以教育学规训权力为中介,对教育学的学科领域与对象领域(即活动领域)的运作方式进行了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的“呈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反思,最终形成了三方面的研究结论。首先,教育学规训权力的作用并不是要划定并保持一种稳定不变的学科边界,恰恰相反,教育学的综合性特征使其学科边界不仅具有渗透性,而且表现为一种分裂与交杂的变化倾向。因此,教育学不应畏惧边界的变化与渗透,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迎接其他学科带来的新思想与新方法,但是任何试图进入教育学领地的其他学科的思想与方法都必须经过教育学层面的检验与改造,这种检验与改造的唯一标准正是教育学的最高价值,即“使人向善与助人成长”。其次,在外部的“秩序轨道”的影响下,学科也在其内部形成了其自生自发秩序,正是自生自发秩序彰显着不同具体学科的独特性,标识着不同具体学科之间的差异性。教育学正是在其自生自发秩序的作用下,随着学科知识与学科建制的发展而发生着某种渐变和突变,因而学科规训理论的作用主要在于总结、概括、分析与反思,其预知的作用非常有限。然而,“教育学的局内人”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发挥“有限建构”的作用,这需要一种“局内人的局外人意识”。最后,依托于教育学的实践性,在教育学规训权力的对象领域(即教育活动中)反思教育学规训权力的运作方式,还需要从规训的性质、规训与教化的关系、规训中的人等多个方面进行阐释。基于此,进一步提出,教育学的规训自身便是一种反规训的力量,要通过教育者来引导受教育者形成一种“被规训”意识,我们称之为“被规训”意识觉醒中的自我规训,这正是教育学规训权力区别于其他学科规训权力的最显著标志。因此,教育学应该进行一种常态化的、经常性的自我审视。

机构:华中科技大学

领域: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学、学科规训、教育话语实践、教育活动、教育学局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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